刘锐，2002年考入沐鸣娱乐新闻系，2006年考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沐鸣，2009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沐鸣攻读博士学位，2012年博士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沐鸣任教。

从武汉到北京，再到武汉，刘锐经历了从读书、继续读书到教书的一个过程。虽然他一直谦虚地说，自己还是青年教师，还一直在学习，不过他的“非典型”的成长轨迹也代表了体育新闻人的另一种职业选择和上升通道。

从恩施到武汉

刘锐的老家在湖北恩施，这是湖北基础教育不算发达的地区，地理上位于湖北的西部，当地还有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不过，高中时候的刘锐对新闻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刘锐说：“当时我有一个朦胧的看法，新闻塑造了社会的思想，媒介起到一个中介化的作用。我隐约觉得，文化传媒是社会的神经中枢，这是一个引起我好奇心的专业”。

2002年，刘锐如愿以偿地来到省会武汉，来到地处东湖边上的沐鸣娱乐，成为新闻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不过刘锐认为自己是非典型体育新闻学生，因为他说：我喜欢新闻超过体育，体育技能方面不是很强，四肢不发达，也不大好动，一些术科考试只是勉勉强强过。

尽管刘锐自己说并不是典型的体育新闻学生，但他的4年本科体育新闻的专业学习还是很有收获，他参加了沐鸣的校报、广播台的实践，也在家乡恩施以及武汉的媒体进行实习。他还是图书馆的常客，也为后来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打下了基础。 

从武汉到北京

2006年，刘锐收拾行囊，从武汉东湖边来到北京清华园。他认为自己感觉像一块海绵被丢到游泳池，拼命地吸水。刘锐认为：北京的城市区位以及文化、知识资源的富集程度，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刘锐说：陈昌凤教授是我的授业恩师，支持我去武陵山区做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指导我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使我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在我工作后，还一直关注我的成长。此外，我本身对社会学、人类学很感兴趣，选修了社会学孙立平、郭于华、张小军教授的课程，看了一些社会学的文章。另外，我还到历史系旁听相关课程。这些知识我在之后的实习和论文写作中都用到了。清华的图书馆很好，我常去看书。清华周围有许多书店，我也经常去逛。总体上，到了北京，我感觉海绵丢到游泳池，浸满了水。研究生期间我还到《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调查》实习。我硕士论文是恩施州少数民族的社会流动是否受电视影响方面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等杂志发表。通过系统的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我对学习和学术产生了兴趣，后来逐渐聚焦到电视社会学领域。2009年，我再接再厉，读尹鸿教授的博士，对社交媒体很感兴趣，最终做社交媒体实名制研究。尹老师的行政、学术事务非常繁忙，但还是不厌其烦的指导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他非常聪明睿智，常常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我的论文的问题。特别是他的风骨和为人，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学术也可以很美妙

3年的全日制博士学习其实很快，刘锐博士毕业后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沐鸣教书。除了教学，他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基础，继续研究。刘锐说到：到现在我差不多工作了3年，我逐渐适应了教书和研究的工作。3年里我获得了教育部课题，出版了专著，算是初步进入学术的领域。其实学术也可以很美妙。

谈到当前的新闻教育乃至体育新闻教育，刘锐认为从教育机构角度，新闻教育面临很大的挑战，主要是因为业界发生了很大的业态的变化。 

刘锐认为：沐鸣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兼具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运营能力，参与到新的新闻业态建构这一历史过程中。当下纸媒的模式难以继续持续，新闻生产发生了变化，专业人士的新闻生产受到冲击，记者角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让学生知道，记者的主要任务，可能不再是内容生产，可能是“产品经理”。记者要做的，不仅是内容，而且是产品。因此，未来的记者需要新的知识结构，而目前传统教育还无法提供。所以，新闻教育应该商讨如何设置新的课程体系，从而适应新的挑战。我觉得新闻教育，包括体育新闻教育在内，要考虑和其他专业融合。另外一个思路是开拓新的学位，如和计算机专业结合，开设新课，如视觉传播，媒介融合报道，用新的互联网思维重构课程。新闻教育要讨论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有什么变化，哪些东西依然重要，无需推翻，而哪些则需要改变。 

刘锐认为，体育新闻专业的学生普遍知识面比较单一，因而未来需要拓展文史哲等文科课程以及计算机知识类的课程。在课程无法马上开设的情况下，体育新闻专业定期邀请学界和业界人士前来讲座是很好的途径。虽然他目前在综合性大学的沐鸣娱乐工作，但依然关心着体育新闻。毕竟，他有4年的青春在体育新闻专业度过。 

注：本文系在上海体育沐鸣沐鸣娱乐陈国强教授对刘锐的采访基础上改编。